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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回眸乡绅文化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回眸乡绅文化

——以堰桥胡壹修胡雨人昆仲为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构筑现代文明,并非空穴来风,它建立在历史的客观性基础上。换而言之,它是历史的延续,具有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性质。挖掘保护乡土文化,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乡绅文化,已成为当下文化发展遇到的、绕不开去的课题,形成了一股思潮。纵观各种声音,不可以封建专制、没落文化一概抹杀之,对于构筑社会主义新的文化形态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研究挖掘乡绅文化也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符合大势所趋的时代要求。

中国传统社会被学者费正清称为“士绅社会”, 整个社会由士、农、工、商“四民”组成,又称“四民社会”。其中士绅“作为儒家文化这一中国二千年文化骨干的传承者及特殊的职业出路而成为四民社会的主导力量。”(参见梁濑溟《中国文化要义》)以下我就以本乡本土的一些典型事例,谈一点个人认识与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儒家学识的传承人,儒家文化的典范。

所谓乡绅,大部份具有儒学根基,上过私塾、家塾,具有科考童子功,自幼生长在书香门弟,代代相传,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传承色彩。例如村前村胡氏,其祖上安定公胡瑗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他有三个儿子,第三子的儿子胡守权,也就是安定公的孙子,于公元1096年宋哲宗绍圣三年,渡江游学晋陵、无锡之间。风土淳厚的无锡使他驻足忘返,栖居在同窗好友陈敏(胡瑗)的家中,不久落业于兴宁乡新塘里,耕读为生涯,时人尊称胡守权为达庵先生。无锡的胡氏后裔秉承祖上重名教礼仪的“唐宋遗训”,耕读两不误,人才辈出。清末民初胡壹修、胡雨人昆仲,就是儒学典范。胡瑗办学首创“分斋法”,根据人的天性志向,分为实用人才和文理人才,前者如现在的理工科,后者是文科。从胡氏兄弟的人生之路看,各有侧重互补。胡壹脩是晚清桃源县教谕胡和梅的长子,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胡氏三杰”、妇女运动领袖胡彬夏的父亲,著名教育家、水利专家胡雨人的长兄,幼承庭训,知书达理,娶江阴望族薛氏为妻,其岳父薛诚之和他的父亲胡和梅,就是他的课蒙先生。其长子胡敦复在《胡壹修先生行述》中记载父亲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慈父所示,严师所命,童而习之,壮而行之。盖自束发受书,即具见义勇为之趋向,虽亦徇俗略习举业,而一生志愿固在彼不在此矣。”当时正值科举制度式微之时,胡壹修虽然功用功习儒学,但并不热衷科考,而是继承了父亲胡和梅热心公益、兴办实业的另一面遗志。他当过天上市市董(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在堰桥胡氏家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众多地方事务由他来牵头担当。

胡雨人中过秀才,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就读于南洋公学、后留学日本,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同时他胸怀大志,注重社会实践,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历史潮流中作用更大,建树更大。值得一提的是,乡绅文化也是与时俱进,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不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补读天下未读之书,从儒家一家扩大到各种学说、各种学问,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例如,胡雨人就是如此。和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侄儿胡敦复称他是一代名师、国学大师),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博识好学精通水利、地理、法律、翻译、著述、教育办学等,靠勤学与实践,从一名普通的年轻秀才乡绅,脱胎换骨,成为当时的社会名贤,为他后来担当县议会议长、多数名校校长等要职,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是传统型乡绅转型发展成现代人才的典范。

 

二、注重人才培养,文化衣钵靠随血脉共传,后继有人。

  乡绅文化具有儒家尊师重教、注重办学的鲜明色彩,代有才人,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了杰出人才,为家族血脉的延续提供了现实保证。例如村前胡氏,总工程师以上的人才不下数百位,小小一个村落出了这么多人才,与它自身兴学办校是有很大关系的。胡壹修、胡雨人的子孙很多,基本上都不再是农民身份,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载入史册。他们的后代现在大多在海外,充分反映了他们的远见卓识。

在乡绅自治的社会里,出现了广大精英分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名人。堰桥村前村以科教文卫为表征,出现了大教育家、水利专家胡雨人,大科学家、教育家“胡氏三杰”等为代表的人才集群。除此外,堰桥还有兴教办学的范氏。西漳一带的薛氏、陆氏、尤氏,塘头的杨氏、长安桥的顾氏、季氏,石塘湾的孙氏、玉祁礼舍的薛氏、阳山的钱氏、王氏,洛社的顾氏、李氏,钱桥的许氏等等,莫不人才辈出,为本乡本土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眸之际皆是风景。

 

三、热衷功名与创办实业并重,注重个人品性的塑造,济贫保富,造福桑梓,热心公益。例如,村前村原有安定先生乡祠,光绪年间拟改建新祠,胡壹修倡议并以旧祠房屋捐设本图“积谷仓 ”,先后集成积谷三百余石,如遇水、旱灾或歉收年份,即以此办理平租、工赈,起到“济贫保富”的目的。 通过“积谷仓”“同善、保节、报本”等民间组织由先生主持和统一领导,开展工作,起到了济贫扶弱的作用。除此之外,胡壹修和胡雨人在禁赌戒毒、破除封建迷信、水利事业、开荒造田、教育事业等等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有关资料可知,堰桥胡家来自长安新塘里一带,逐渐向西高山以西的沼泽低洼地区发展。这和地势有关,以西高山为界,东南地势高,适宜种粮食,早在三国时期,孙权政权在此军屯,大量人口迁入,如现在的建设兵团,提供军粮的同时也提供兵源。这个区域人口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迁入。南宋时期社会动荡,人口又一次向南方大迁移,江北大姓胡氏有一支迁到了新塘里、大胡巷一带,安营扎寨,休養生息。到了明初已无发展余地,就向西高山以西的广大沼泽滩涂发展。明初有三支胡氏后裔被父亲分别指向胡家渡和村前村一带靠垦荒营生。据史料记载,值得一提,当时的行政官员周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芙蓉湖的治理为人口迁移也创造了条件。胡家一边治水、一边种粮养蚕,取得了相当的实绩。一直到清末民初,以胡和梅、胡壹修为首的乡绅,还承了老祖这一衣钵,治圩拓垦。在横排圩一带率众筑堤围垦,向民族工商资本家周舜卿借资,以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拓出了一片沃土。

 

四、热爱家乡,守土有责,勇于开拓。

    乡绅是农耕社会的必然产物,从开始到退出历史舞台,都有土地紧密相关。 乡绅自治是根对土地的依恋。太平天国时期,乡绅纷纷逃离故土,有的坚守家园,战死于斯。战乱平息后,即使一片焦土,满目疮夷,他们还是拖老带小,回归故园,重振雄风。如胡和梅家庭,太平天国时期逃到苏北桃源县一带,战乱后返乡,待生产复元后,胡和梅又带二子去桃源县教渝任上,直至罢职再返故园。胡雨人的祖父习武出身,以护商船为业,顺便做点生意,对苏北比较熟,因此胡和梅一家逃难,自然熟门熟路选择了苏北一带。战乱后,同光中兴,清政权回光返照,社会暂时得以平安,为了保护大量农田不受旱涝之灾,胡氏兄弟感到仅仅建积谷仓赈灾,不是根本办法,就走上了兴修水利之路,在现在的惠山经济开发区一带开挖疏浚了不少运河的支流与塘河。还把范围扩大到治利太湖与长江,他们明白只有“大河里的水满,小河里才有水”的道理。对子女的教育、地方自治、置办实业等等也同样如此。守望与开拓,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种族不败的两个天职。

 

五、乡绅文化的特色。

   对乡绅文化的回顾,笔者认为主要在教育方面。过去的不少乡校由乡绅出资创办,例如胡壹修、胡雨人在堰桥一带创办乡村新式小学十多所,一时成为乡村教育的模范之乡。此外,杨市的匡仲谋创办了匡村中学(省锡中的前身),惠山区乡绅办学遍地开花,现在不少具有百年左右校史的中小学大多情况一样。另外,还兴起修谱的高潮,目前一轮修谱热的兴起,依据的最后一种稿本,大多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乡绅文化的一度繁荣,为锡西地区乡镇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与知识储备,办学和办实业成为我区一跃成为全国首善之区的两翼。

乡绅办学,有不少事例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例如,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箭在弓上,已经到了不得不发的地步,那么如何利用乡绅办学这笔文化遗产,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教育改革,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发展氛围,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课题。当时胡氏公学由私人创办,但很快就挂上了公办的牌子,只不过对学校的管理,仍然是地方自治,由胡氏乡绅组成的校董事会说了算,校长聘请完全是由胡壹修、胡雨人出面的,其中江阴人杨孝愉两度受聘出任胡氏中学校长,他就是胡雨人的得意门生,毕业于胡氏中校。还有一位姓孙的校长,也毕业于胡氏中学,是堰桥本乡本土人。胡雨人作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不少中小学创办,受当地的乡绅聘请,出任校长,其中荣德生曾请他担任自己出资兴办的公益中学担任首任校长。而当时的教育局只不过起到督导、备注等行政作用,对于各地乡绅办学政策放得很宽,客观上调动了地方乡绅助学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在学校里任职的教员也以本地师资为主,本地教员输出受聘的也多,出现了像村前村那样的“教师村”。那时候,做教师吃香,教师地位较高,还要从事或兼任当地的社会事业、农业生产,社会担任意识很强,成为一个地区富裕的标志。像胡雨人那样的名师出任一些经济并不发达地区学校的校长,“自带干粮”,因为家中有钱,不拿薪俸。胡雨人的学生杨孝愉出任胡氏中学校长,把列年的薪俸全部捐出来造了一条方便师生进出的孝愉路,从村前村一直修到堰桥镇上,一时传为美谈。对开明乡绅来讲,教育是自己的志业,是家园生存发展的命脉,把道德品质看得比性命还重,乡土观念非常浓郁。古今观照令人感慨不已。

 

六、鼓励和引导现在本乡本土的私营企业家,和其他阶层的成功人士,为社会公共事业出智出力,已经消失的乡绅文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借鉴作用。

    思想界、学术界对待乡绅文化,有一个演变过程,从两派交锋,到全盘否定,再到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反映了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十年文革后,拔乱反正,一切都要重新认识重新估价。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眼光看,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要继承并发扬光大,不好的一面当然得批判和挪揄。这一点,把握不好,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譬如一提到老祖宗的东西,立马认为什么都是好的,一味唱赞歌,陈谷子烂芝麻都是香的,都要研究、都要复古,甚至照搬照抄。还有一种现象是,凡是过去的东西一无价值,崇洋迷外,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照下,许多民俗文化、乡土建筑,借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幌子,在急功近利、见钱眼开的狂潮中,沦为弃婴,永远消失。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兴风作浪、左右摇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真学习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当前文化发展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与纲领性文本。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正能量,不走偏路老路,作出新的探索和努力。任重而道远,在厘清思路、坚定信念的前提下,大胆实践,有所作为。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所述,目前要做的工作是:首先要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研究乡绅文化的队伍,做到老中青三结合。尤其是要培养和鼓励年轻人加入进来,在年轻人中普及乡绅文化知识,通过讲座与传帮带形式,培养更有朝气,不带成见的研究力量,让历史研究在现实实践中起到衔接作用。其次是要引起地方政府机构的重视,把它作为乡土文化与建设的抓手,加强宣传,为工作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贯彻落实起到积极的作用。再其次是要抓重点项目,纳举目张,每个镇村要落实重点项目,一项项来抓,逐渐深入,持之以恒,以点带面。例如胡雨人研究就开了一个好头,出版了好几期会刊,在国内学界引起良好反响,但没有坚持下去,有许多工作还有待不负初心,坚持下来,半途而废非常可惜。另外,在抓历史回顾的同时,必须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衔接工作,使这项工作直接和当下的文化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两大任务做好对接。例如,有的镇历史研究已蓬勃开展起来了,但比较杂乱,有待深入研究一下如何走的问题。由谁来规划、谁来付之落实,人员如何配备,平时谁来督导,这些工作有待深入思考。在抓落实上要下大功夫。

以上不妥之处,请大家参考批评。出发点是旨在引起大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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